新盛客服【威77296577】4月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34%的“对等关税”后，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同等力度的反击。即便特朗普随后进一步提高了关税水平，超出市场预期，中国仍迅速采取了对等措施，这释放了三个清晰的信号：首先，中国不再接受“美方主导议程、中方被动应对”的博弈模式；其次，显示中国愿意承受短期经济损失以捍卫国际贸易规则；最后，展现了策略的多样性和成熟度，即不再仅限于贸易领域的“以牙还牙”，而是通过控制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来增强反击效果。这三点均彰显了中国对自身经济抗压能力的坚定信心，体现了其强大的自信和韧性。

正是由于中国的强硬立场，美国开始寻求让步和缓和，于5月12日，两国代表在日内瓦发表声明，大幅减少了过去一个多月内互相加征的关税，以继续推动谈判。

本文将深入探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优势、内生动力的培育机制，以及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中的长期定位和发展道路。

中国经济的底气与韧性首先源于其完整而全面的产业体系。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旨在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促使中国制定了产业升级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2018-2019年间，特朗普政府连续挑起贸易争端，无理制裁中兴、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并不断扩大对中国企业的“实体清单”。

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教授在2018年出版的《天塌不下来》一书中，全面分析了中国在应对美国贸易打压时所展现的产业优势。

在2019年，我撰写了一篇文章，提到与美国科技产业在1957年“斯普尼克时刻”超越前苏联类似，中国正迎来“华为时刻”。这一时刻标志着中国将从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并全面超越美国。

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在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以及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在联合国列出的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超过200种产品的产量位居全球首位。

到了2024年，中国制造业的产值在全球占比达到了31.6%，超过了美国（15.9%）、日本（6.5%）、德国（4.8%）和印度（2.9%）的总和。

2025年1月至4月的数据显示，尽管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美国出口遭遇挫折，但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了9.8%，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5.9%；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0%，其中集成电路制造和航空航天设备制造的增幅分别达到了21.3%和21.4%。

中国产业结构的多样性使其能够通过内部调整来抵御外部冲击，避免因单一行业受损而引发系统性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美国的制造业并未衰退，但其高产值主要是由于产品的高定价。以消防车为例，美国私募股权基金全面收购并控制了消防车生产商后，原本价值40万美元的带云梯消防车被提高到200万美元，生产周期从一年延长到四年，这直接导致了各大城市在资金上难以更新和维护消防车，这也是今年初洛杉矶火灾失控的关键原因之一。相比之下，中国生产的同等质量消防车出口价格不到40万美元，生产周期仅需六周。

实际上，美国推广的“华盛顿共识”以及华尔街的利润和市值导向，鼓励企业外包生产，用机器自动化替代工人，这是美国制造业产出占比与就业占比下降的直接原因（这一现象在贸易顺差国中普遍存在）。

在特朗普实施对等关税后，美国家庭和企业通过YouTube发布了大量视频，指出美国本土生产的商品价格是中国同类商品的2-3倍，他们购买中国商品是自然且理性的选择。

中国在创新驱动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其对抗美国的又一底气和韧性来源。《大国基石》这部由中央电视台在2022年和2024年播出的纪录片，全面展示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取得的显著成就。

自三年疫情爆发及俄乌冲突以来，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受限，美国及其盟友重构供应链的尝试收效甚微。然而，中国把握住了这一机遇，加强了生产和对外出口的能力，加速了一带一路的建设，并加强了与南方国家的经贸关系。

中国创新实力已从追赶者转变为并行者，甚至领跑者。中国汽车出口仅用三年时间便超越了美国、韩国、德国和日本，跃居全球第一。

中国开放单方面旅游免签政策后，外国游客惊讶地发现，华为不仅没有倒下，反而从手机制造商转型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提供商。同时，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安全、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等方面全面超越了西方。

目前，全球60%的新能源汽车和64.9%的动力电池产自中国，半导体成熟制程的自给率超过50%，在中端芯片市场不断侵蚀美国的市场份额。

2025年4月，中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业增加值激增74.2%，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38.9%。

这些代表新兴生产力的行业正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其技术密集型特点降低了对外部成本优势的依赖，从而减轻了关税的影响。

特朗普在冒进地提高对中国的关税制裁后，才意识到美国经济对中国的科技和制造业的依赖程度远超其预期。因此，他不得不紧急决定，将价值高达1020亿美元的从中国进口的智能手机、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从对等关税中豁免。

在全球贸易中，中国所展现出的逆势增长贸易优势，是其对抗美国对等关税的第三重，也是最为关键的力量来源。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的制造业和产业优势逐渐转化为贸易优势。有趣的是，当时中国企业对于加入WTO后可能面临的外国大企业的竞争压力感到担忧，而现在，美国却对中国的强大制造和创新能力感到震惊，并对当年同意中国加入WTO的决定感到后悔。

历史似乎在重演。2018年，当美国挑起贸易争端时，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从2015年的6000亿美元逐年减少至2018年的3500亿美元。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讨论着“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并预测中国的贸易顺差将持续减少，中国经济将不得不从“外循环”转向“内循环”。

令人意外的是，中国成功把握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现代化趋势，并利用了疫情封锁以及俄乌冲突导致的全球供应链混乱，加强了与亚太15个RCEP成员国及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贸易合作。这一合作成效显著，中国对这两类国家的出口在总出口中的占比从2018年的40%增长至2024年的54%，增幅达14个百分点，这一增长幅度远超同期对美国和欧盟出口的6个百分点降幅。

自2019年以来，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逐年增加，至2024年接近1万亿美元，超过了顺差排名第二的德国，其顺差为2480亿美元。同样令人惊讶的是，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并未因关税保护措施而减少，反而从2018年的8900多亿美元增至2024年的1.2万亿美元。

分析指出，2024年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是美国政府的2万亿美元财政赤字，相比之下，美国家庭和企业的净储蓄仅为8000亿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增加关税并不能减少贸易逆差，也无法提升制造业产值和就业率。

曾经流行的“中国冲击”理论，即中国廉价商品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已被更深入的研究所否定。

复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发现，尽管中国商品对少数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就业和收入产生了影响，但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美国非制造业（如建筑业、房地产业和服务业）的就业和收入，从而提高了美国民众的整体福利水平。

耶鲁大学学者的2023年研究显示，美国经济福利中来自中国的部分超过了来自中国的部分；自2010年以来，“中国冲击”现象已不复存在；2018至2022年的贸易摩擦实际上降低了美国民众的福利水平。

实际上，在2018至2025年的经济繁荣期，尽管美国大幅增加了制造业投资，制造业工人就业仅增加了20万，但总就业却增加了1150万人。这表明，特朗普所期望的制造业回流面临的主要挑战源于国内，而非其他贸易顺差国。

中国反击美国的底气来源于其作为全球130多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不仅是最大的出口国，也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国。

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让其他国家能够共享繁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预测，2023至2028年，全球经济增长22.6%的份额将来自中国，这一比例远高于美国的11.3%。

美国无端增加对等关税的行为，以及特朗普政府破坏国际秩序的一系列举措，都将使中国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自4月以来，盖洛普、益普索和Politico等知名机构发布的全球民意调查显示，中国的国际形象已经超过了美国。

全球资本的重置推动了内外双循环。2021至2024年，拜登政府在低失业率背景下实施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刺激，加上美国人工智能的突破，推动了股市的上涨。然而，美国债务规模的快速增长和美债连续四年下跌，导致美国资本市场内生风险大幅上升。

特朗普执政的前100天，美股、美债和美元的表现不仅低于历史上新总统就职100天的平均水平，而且创下了最差记录，股市、债市和汇市的三重下跌频繁发生。资本市场投资者发出的信号表明，他们反对其经济政策。值得关注的是，亚洲顺差国家的投资者已不再像以往那样过度配置美股、美债和美元资产，而是纷纷开始减少或对冲美元资产持仓，并积极将资金回流至亚洲市场，导致亚洲货币普遍升值。

穆迪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进一步提升了美元资产的风险，预计未来欧洲投资者也将增加对亚洲资产的配置。我们预测这一全球资本重新分配的趋势将持续，中国必须抓住这一机遇，在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之间建立良性互动。

在积极应对美国不合理的贸易压制的同时，中国也应意识到，尽管过去几年外循环取得了成功，但内循环的运行并不顺畅。中国主动推动了经济的大规模转型，将银行新增贷款从房地产行业转向制造业，然而，过于严格的管制和过度支持大型企业发展的政策，也导致了抑制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和国内消费、就业市场疲软的负面影响。

尽管天空并未崩塌，然而狂风暴雨频发。

我们期盼中国能够适度放宽管控，激发民间活力与潜力。通过分配改革促进生育增长，实现消费与生产的平衡。中国民众勤劳且竞争意识强烈，国家应当加强产权保护，确保企业创造财富的动力得以持续。

我们期望在即将到来的中美经贸谈判中，双方能够深刻认识到各自经济和社会的不平衡是源于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从而避免相互指责和不当比较，减少矛盾和分歧。只要双方保持持续的沟通与对话，并承诺实施结构性改革以解决不平衡问题，便能够构建一个更加健康的全球产业和贸易体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步树立典范。